在小镇，别人家喜事儿你人可以不到现场，礼到也是可以的，没人会说什么。
然而，白事就不同了，礼这种东西变得次要，人一定要到，主要的原因在于，白事儿需要很多人一起忙活。
小镇上很多有仇有怨的人也会在这时放下芥蒂，不可能说两家为了某件事闹得不可开交就不去。
好比张三和李四，两家有着世仇，从爷爷到孙子辈儿都在仇视彼此，但是李四家老爷子去世了，张三家不可能说没有人前去帮忙。
同样的道理，张三家办喜事儿，李四家会随礼，但人不一定会去，如果是办白事儿，小镇的人一定会见到李四家的人在现场。
当然，去对方家的那个人通常是能够帮上忙，且与对方家里主要人物没什么正面冲突的人。
再举个例子，如果李四和张三有很大的冲突，那对方家办白事儿，就会让自己的妻子或者儿女去帮忙，张三和李四一般不去，除非人手不够。
在花镇，一家人想要靠着自己将红白喜事办完，几乎不可能，除非是大家族，一个寨子全部都是同宗同姓之人。
然而这样的家族是不可能没有人去帮忙的。
即使像刘东这样，直系只剩一个人的家庭，也会有很多人来帮忙。
其主要原因在于，刘东生前从来未落下哪家的红白喜事没去，即使人到不了，礼金一定是要到的。
比如此刻正在招呼着一群人帮忙弄棺材的那个老头，他家办喜事儿的时候，刘东正在外地跑车，没赶上。
刘东回来之后，专门登门去走访，在这家人吃了一顿饭，然后留下礼金，算是弥补。
在小镇上，每一家办事儿，无论红还是白，都需要一个总管，来安排人们办事儿。
这个总管可能不需要懂得太多，但是需要一定的权威性，人们都认可，这样安排的时候才不会有人推诿。
这个名叫詹天宝的六十来岁老头儿就是这样一个有点威望的人，在花镇，只要是办事儿，十家之中有九家会请他做总管。
而刘东家，没人去请他，因为刘东家没人了。
刘东的城里媳妇对小镇人情世故那是一点都不了解，怎么办呢，詹老头只能主动站出来担任这个总管。
“那个，刘老啊，听你家那个孙子都上高中了，要不明天把她叫来记记账？”
詹老头口中说孙子，其实是孙女儿，小镇一般，不论男女，都叫孙子。
角落里，熊熊大火燃烧着巨大的木头，一群人围成一圈，或拿着火钳、或拿着竹竿木棍，手端着一个小碗，不停地在木头下通红的炭火里翻找。
办事儿的人家都这样，篝火烧洋芋，六七月份，刚好是花镇新洋芋成熟的季节，充饥是最好的了。
刘家这时是最忙的时候，灵堂刚弄好，灶台未切好，吃的没准备，总之非常乱，顾不上来的乡里乡亲是常态，尤其是像刘东家这样没有多少亲戚的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地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办白事儿和红事儿，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只需要跟主人说一声，几乎地里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吃，也就除了一些居安思危的人，其余人也就管不得秋收该怎么交粮食的问题了。
刘东家没有多少粮食，苞谷和洋芋就那么一点，现在人们充饥只能这样了。篝火的周围还围着一群喝茶的人，小小的砂灌用铁丝做成手柄，找两个石头架着，就可以坐在火边等着喝茶了。
一群人围着，俨然成了篝火晚会。
其中有个精神矍铄的老人，翘着二郎腿，手里握着一柄两尺多长的烟杆，正歪着头伸往木炭上点火，听到旁边有人提醒他，这人才抬头。
老人见詹天宝朝他走了过去，砸了一口烟，“说什么？”
詹天宝手里也握着一柄烟杆，很细，只有二十来公分长，光滑如玉，他将烟杆上的小烟袋挽了挽，身躯微微佝偻，态度恭敬：
“我是说，让你那高材生来给记一下账，行不行？”
老人盯着乱飘的火苗，自言自语：“根都没得了，还记账做什么……”
詹天宝小顿一下，语气依旧充满尊敬：“刘老，话不能这样讲，至少人东子生前，家家户户办事儿，他都是走这呢！”
“明天就来。”老人也不抬头，继续咂吧着土烟。
马景澄听着两人的谈话，看着墙角和几个老人坐在一起的人，总觉得熟悉，可始终想不起刚才吼退所有要债人的老人叫什么。
“景澄啊，这个先生呢已经让人去请了，不过这个孝帕到底是哪个来戴，从今天开始就要守夜了，齐灵是城里来的，细皮嫩肉，怕不兴过我们这一套……”
詹天宝走过来，说出了自己的一些忧虑。
马景澄知道，詹总管口中所谓的先生，其实是超度的人，农村有专门从事为死者超度的人。
一旦小镇有人去世，人们就会说去请先生，就是去请超度的人。
而这个孝帕，即是所谓的披麻戴孝。
马景澄思索了一下，开口道：“詹大爷，这守夜的事情就由我来好了，至于其他事情，等到了，还得仰仗您老人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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