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欲发兵征倭，但还得先派间谍将日本国内形势摸清楚，包括其历史也不放过。
“倭”在日语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やまと”（Yamato），与“大和”一样皆为“日本”的别名。在古代“倭王”之“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以为倭人自称。
因此，“倭国”也就是“日本”。其国家的人民先被称为“倭”（やまと)人，后称日本人、和人、大和人。
东汉《说文解字》【卷八】【人部】对“倭”字的解释是：”顺皃。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遟。”
“倭”在日文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mato”，和“大和”一样都代表“日本民族”的意思。不过，到后来，许多古代中国的老百姓把一些流浪海盗称为“倭寇”。此时，“倭“字因与“寇”字连用而带有一定的贬义。
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明朝后期着名的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其各自带领的“戚家军”和“俞家军”都令倭寇闻风丧胆，但戚继光的名气要比俞大猷大得多，因为“戚家军”的“鸳鸯阵”中有“藤牌兵”，所持“藤牌”不仅轻便省力灵活，而且坚硬到能正面抵挡火铳射击和刀砍剑刺，甚至在北方与游牧骑兵对战时竟能以步克骑。
西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此“金印”有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刚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的来历，后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中国汉印”。这标志着中、日两国交往，早在汉朝时期已载乎史册，历史源远流长。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谒，光武帝刘秀赐倭国使者“金印紫授”——“汉倭奴国王金印”。倭国王视这枚“金印”为权力之象征，十分珍重，以为传承后世。
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便将其埋入地下。再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其国也不复存在，而这枚汉朝皇帝赐予的“金印”在地下深埋了足足1727年之后，才得以重现天日，实属偶然啊！
西元1784年春天，志贺岛上一位名叫甚兵卫的农民（佃农），正在田里挖水渠，碰到一块大石头。他搬开石头后，发现有一堆卵石，在清理卵石时发现了这枚“金印”。后来，“金印”被藩主黑田齐隆用50两白银买去。当然了，黑田也不知其来历，直到后来，经过考古专家考证之后，才知其显赫身世，来自中国。
“汉倭奴国王金印”作为日本的“国宝”，制作非常精美，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笔划饱满，方中有圆，章法平而不板，虚实相间，印面古朴、浑厚，为“汉印”之上品。后来经权威部门鉴定，此“金印”的含金量居然高达95.1%，说明当时的冶金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此外，在那霸、济州、本州发还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燕国使用的“明刀币”。在辽阳市公孙家族墓、鸟跟县、鸟取县、石川县都发现了独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容器，说明中日交往史可追溯至先秦。
《汉书》中有记载：“玄蚕，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 ，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均邑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 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微薄。 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中对“倭国”的描述为：“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海南省海口市）、儋耳（海南儋州市三都镇南滩浦旧州坡）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布、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
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 鹊。 其兵有矛、盾、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纟介，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坌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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