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清政府因不重视日本这个对手，结果被对方按住狠狠摩擦，不仅丧失国运，而且加速亡国。
再从陆军来看，有观点认为，清朝陆军尽管据估计在总数上约达百万，但此数字明显含有不少水分，去除非战斗部队和实际丧失战斗能力的绿营、八旗等不算，清朝实际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大约为三十余万。
此外，清廷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西元1898年）统计的各省防军、练勇数量，共约36万人，就算两者加起来，亦无百万之数。而在“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动员的陆军人数，据学者廖宗麟估计约为500个营。
按照当时每个营500名士兵的规模来计算，据此可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参战者约合25万人左右。
至于清军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可能尚不及日军，因为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陆军就有七个师团，约为七万人，而开战后又动员了“预备役”，且总共动员的兵力多达24万人，另外还有夫役十五万多人呢！
清朝陆军在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日本陆军相比，也均处于劣势。当时，日本陆军普遍装备了“线膛枪”和“加特林机关枪”，而清军中有的部队还在使用“滑膛枪”中的“鸟铳”、“倭铳”等明朝时期的武器和大刀、弓箭、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清军在战争中伤亡数倍于日军的原因，但具体伤亡统计数据存在争议！
到了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即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李鸿章虽有“宰相”之尊称，但当时的清政府并不设立“宰相”，因为皇帝之下最高行政机构是“军机处”。
因此，李鸿章空有“宰相”虚名，但也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的召见，便不得擅自进京面圣。这就让“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实权派人物心中很是不爽，但只能憋屈。
“清流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着“军机处”和“翰林院”，故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
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一贯主张。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甲午战争”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对抗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因此，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也实属正常。但作为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因此，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新军”的全部军队都送上前线，准备对日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就胜少负多，因此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并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清流派”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时，立即慌了手脚，害怕倭寇大军在天津登陆直扑北京，威胁小命！
于是，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等着日本海军来收割自己的命运。经过这样一番“神操作”，“北洋海军”焉能不败？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等栽赃陷害的手段来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以达到掩盖其更加无能的事实。这其实也类似历朝历代都有的“党争”。
西元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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