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头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紧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感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来，法庭辩论进入了重头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庭，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干警对其进行强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头，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身份做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庭，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合议庭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套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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