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我当二灯和尚之前，我到上海，走了进去。两幢房子已经合并成了一幢，中间无缝衔接，全体成了孙中山故居。我走了进去，沿楼梯上行，一位中年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我说我想到三楼去看一眼，一眼就行，他说不行，这里是不开放的。我说，我在这里住过，我就是在这里三楼出生的，他说，在这里住过的人多了，政治局委员都有住过的。政治局委员？来头可真是不小。我爸爸顶多也就是一个无名诗人。我顶多也就是一个未来的和尚。我说的是那时候。
那次，我没能走到楼上去，去验证那个阳台到底有多大，当时已经长大乃至正在往老里长的我站在那里会有什么印象。我童年的印象不多，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童年印象了。
不知道为什么，听了老和尚五音特全抑扬到位的朗诵，听了他的童年故事，我居然哭了。老和尚写的那个故事发生的年代，甚至在近代之前了，或者说是近代的开始。我们中国人把代划得很清楚，但有时候反而模糊。这一百多年，按理说应该分成近代，现代和当代，可是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隔离带在哪里了。而且这些每年都在推移。即使是老和尚童年的时候，也几乎属于近代了。关于孙中山和他那个时代，我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章，中小学历史书里也有说到，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激动过。或许因为我现在在上海了，或许这里比云南的大山距离那时候的历史更近，更或许，因为我的身份正在我不知不觉中丰富起来，我好象生活在那个年代或紧接着的那个年代了。我好象也能切身地感受到老和尚的童年。这好象又是一件奇怪的事。奇怪。对的，还是这个关键词。
从哭的角度说，我也象是换了一个人。以前我几乎是不哭的，从记事起，我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哭过。也许在县城，当我被小鱼拉黑了之后那是第一次，疫情发生后爸爸抱着我奔波时那是第二次。上海人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可是我早就过了三次了。我听了老和尚的语音留言会哭，我想起小鱼会哭。我又提到或者说又想到小鱼了。总不能想都不让我想吧？她在昆明还是在县城呢？她一定在打听我的消息。她一定还是在不停地孜孜不倦地给我写信，寄给我爸爸。小鱼。我的小鱼。这个让我想起来心尖会颤的小鱼。
算了，我还是交棒吧，交语言的接力棒，俗称话筒权，现在叫麦权。这回交给大哥。好吗？钟，转吧。转起来。去大哥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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