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当下的户部其实并不算太难，户部尚书黄子澄，右侍郎卓敬等人还相对轻松。无他，朱元璋打下的底子还是值得肯定的，起码朝廷当下并不缺钱粮。
想想也是，建文帝和朱棣打了四年仗，钱粮都跟得上，没道理自己搞点改革，就没钱了吧。
但光吃老底也不是个办法，只靠着朱元璋的制度运行下去，大明的国运依旧无法改变，施加给大明百姓的苦难，还是会出现。
这不是朱允炆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确定商人地位，改变朱元璋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力发展工商业，将会成为朱允炆的必然选择。
然而，工商业的发展，一个前提便是物产丰富、人员流动自由。
按照朱元璋设置的军、农、匠三籍，子子孙孙都需要干这一行。
是农民，那一万年也是农民，是军户，就算你家死绝了，你也得找个人替你当兵，至于找的人是你侄子还是外甥，不重要。
户籍制度不改革，是无法推动商业改革的。
而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涉及到了土地改革，土地税制。
一重重的问题，不是说给商人松绑，经济就能发展起来，市场就能繁荣，自己就能坐享税收。
“说到底，还是需要先解放劳动力啊。”
不解放农民，底层问题就不断出现；
不解放农民，城里就没有剩余劳动力；
不解放农民，商业就没办法发展起来……
一环接一环的背后，便是土地的问题。
朱允炆将目光投向了土地税制问题。
明朝在农业税方面，主要是田赋。
田赋采取的是两税制，即每年农历八月征收夏季税，秋收之后的第二个月再征收秋粮税。
税率大致是总收成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在明初，夏季税与秋粮税都用谷物缴付，即采取实物纳税的方式。收税时，大家车推肩扛的带着粮食去缴税，官府将收到的谷物，以各种方式解送南京。
朝廷拿着这些谷物，来支付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的俸禄和士兵的粮饷。
发工资的时候，一品大员发几袋米，九品芝麻官领多少米，这都是有定额的，大家到时候拿着麻袋去领就行。
明代初期官员的俸禄，基本单位往往不是钱的单位“两”，而是粮食单位“石”。
当然，这种以粮食当工资的方式，也不是皇上抠门，而是就当时而言，谷物这东西是硬通货。
说白点，你扛着谷物上街买菜买豆腐，人家是会卖给你的。
在明代中后期，白银逐渐成为了硬通货，一些人可以不再缴纳谷物，而是折算为银两。
当然，这并没有形成统一制度，施行起来相当混杂。
除了田赋之外，还有丁赋、差役。
朱允炆想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改变农业税的问题。
在大明初期，农业税占据中央财政的绝对大头，商业税基本上只能算零头，抹掉都不心疼的那种。
想要改变农业税制，可不是说两句话便可以做到的事。
怎么改变？
后世交公粮了几十年，支撑着城市工商业发展，后来城市反补农村，时机成熟，便取消了农业税，已经没这个税种了。
朱允炆能取消农业税吗？
敢取消吗？
取消了之后整个大明的统治基础就丧失了，不灭亡才怪。
可采取怎么样的方法来松绑农户？
朱允炆想起了大明最伟大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张居正，这个大明最牛的首辅，改革中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后世历史书中，有着相当高的评价。
而这个评价，拥有着一个鲜明的字眼：
划时代！
明代之后，清朝延续了一条鞭法，后来又发展为了摊丁入亩。
“召内阁大臣，户部尚书、侍郎。”
朱允炆下定了决心，将“一条鞭法”提前一百八十三年，搬上历史舞台。
一条鞭法的核心，便是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当一条鞭法摆放在内阁与户部尚书黄子澄、右侍郎卓敬面前时，众人半天都没说话。
“皇上，如此制度，似有玄机，颇为奥妙，然而，臣不建议施行。”
黄子澄思索许久，才谨慎地说道。
朱允炆也没想着让这些人一下子就接受，便问道：“说说你的看法。”
黄子澄直言道：“其一，采取一条鞭法，未必可适用于全国。江南地土沃饶，物产丰厚，若以此折算，自是轻松。可江北之地，土瘠少产者众，以此折算，是否偏颇？其二，一旦施行一条鞭法无法供应财政，另增徭役赋税，是否有害于民？”
“其三，以谷物折算为银子，自是省却不少麻烦，然而农民没有银子，只能在缴税之前，去找商人兑换，一旦银价被蓄意提高，银贵谷贱之下，民如何安生？”
朱允炆看着黄子澄，没发现这个家伙对于搞经济还是有点见识的。
解缙摇了摇头，起身说道：“皇上，刚刚黄尚书所言句句有理，然而在臣看来，一条鞭法，利大于弊，应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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