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疏文中提出有关强固边防、积极奋战诸建议，大体上是适合时宜，符合需要，与当时坚决主战的将领，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人的谋划是基本一致的。
但应指出，在“饬武备”一议中，有请隆庆每年或隔年在北京亲自校阅军队，即所谓行“大阅”之礼。此事在当时即曾引起异议，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立即上疏反对，“张居正请大阅，问礼谓非要务，而请帝日亲万几，详览奏章”。其他臣僚，亦啧有烦言。
事实上，这一建议的效果也是不好的。隆庆此人秉性懒惰但喜好虚荣。他如同正德皇帝一样，喜爱“戎服出郊”，以炫威武。
对于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他最高兴接纳并立即饬命实行的，就是“亲临校阅”这一点。
居正在隆庆二年（1568）八月上疏，皇上在翌年五月即下诏，着兵部、五军都督府、京营等部门筹备大阅，同年九月举行。
届时，除京营各军兵种排演阵法外，还要召集京边将领及公、侯、伯、锦衣卫等官考验骑射，视等第予奖罚。这是一件徒具形式的事，因为调集十余万军兵，整治校场，装备甲胄弓矢军械，勋贵等练习骑射，都是耗财费时而失事的。
那一天，隆庆“戎服登坛”，“祭旗拜纛”，先后分阅自公侯伯以至千把总而下军兵武艺，然后奏武臣之曲，吹嘘“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
虽然搞的是一套假把式的军事游戏，但隆庆帝却自我陶醉，认为此乃“我武维扬”，“称朕张皇六师至意”，是“皇威丕振”的表现。以虚假的雄武来掩盖怯懦，以故作声势来粉饰渺小，也是隆庆虚矫心态的表现。
《陈六事疏》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隆庆初元的形势，从六个方面指出了严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军事危机，并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对策，它既统筹全面，又条分缕析，分项目分阶段提出破解死结，收拾残局的具体方案。
这篇奏疏所议论所主张的各点，立足于“审几度势，更化宜民”，明显地秉承管、商、申、韩因时济变，以法治国的理论，而又结合实际，用以剖析和疗治明代自正嘉以来罹患的沉疴顽疾，层针密缕，丝丝入扣，并无雕琢。
《国朝典故》的作者、万历后期的国子监祭酒邓士龙，对《陈六事疏》曾有深刻的分析，言：“读居正一疏，即贾谊之策何以加焉。然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机已露；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权已形。”邓氏之论，切合居正上疏的本意，他当时虽然已入阁为大学士，但绝未满足于此，他热切希望能再上层楼，秉国之钧，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谋划，重整乾坤。
《陈六事疏》在递上后，因其议论精辟，见解犀利，也曾引起过一阵重视。隆庆御笔批示：“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
不久之后，各部院大臣也便纷纷上奏，无非都是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加以阐发引申。都御史王廷将“振纪纲”、“重诏令”两议细分为八点；户部尚书马森对“固邦本”一议，言财用之应经理者十点；兵部尚书霍冀对关于“饬武备”问题，又列为议兵、议将、议团练乡兵、议修守城堡、议整饬京营，等等。
各省的总督、巡抚、巡按等官，亦多有结合本省区的具体情况，按《陈六事疏》的精神来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所有这些议论，虽然绝大多数仅停留于议论，但起码说明居正建言的精神已在朝议中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注意，而且在一定程度内起到转移风气的作用。
居正在不止一封书信中讲到：“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其所以异于往昔的主要标志，是“浮议渐省，实意渐孚”。
即朝廷上下相当一部分人已痛感到，与其坐而空论，不如着手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找出其症结所在，分出主次缓急，有准备有步骤地逐一解决之。
居正深知，以任何个人的力量，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都是绝难胜任的。他切盼《陈六事疏》能激发众意，凝聚同心，汇合成为一股实际的主张改革的力量，用以整齐步伐，抢救已濒于危殆的明皇朝统治，将之重奠于磐石之安。
唯其如此，就绝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喧腾称誉，而要求从实干中出实效。
当然，按照《陈六事疏》的设想，一一付诸实施，必然会触犯到习惯势力和许多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必然会遭受到来自各方面或明或暗的非议、毁谤和阻挠。居正自言，自上奏之日，“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
自古以来，任何重大的改革事业，总是要从改变某些现存的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某些利害关系，转移某些社会风气入手的。
当社会结构因进行改革而部分转型之时，有得益者便必有受损者，有支持者便必有反对者。
改革事业自发动之始，思想理论上的对峙加剧和政争走向激化，都是必然的表现。改革的全过程，定然是榛莽遍途，陷阱四布，斗争此起彼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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