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也纳，艺术就是力量。
而克里姆特兄弟，就是年轻的赫拉克勒斯。
自信、张扬，将整座城市视为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仆人
阿黛尔则不同。
安静、自省，谨慎地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打量着窗外这头沉默的，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
她的父亲不在乎，她的姐妹不在乎，她身边的所有同族人，看上去都不怎么在乎。
但阿黛尔能敏锐地察觉到，她正生活在这个时代，对她和她的同胞，恶意最深的一个国家。
即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维也纳，和奥地利这一整个国家，都是游客们口中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无处不在的区别对待，和听见异国语言之后的冷漠面孔，是奥地利人对所有不说德语的外来客最司空见惯的恶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如此，当年的奥匈帝国会是何等模样，就不难想象了。
维也纳，是多瑙河畔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也一直是护卫在东西方文明交界处的堡垒城市。维也纳的建立，就是为了抵御外来者，但自古以来就没有摆脱过移民的影响。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来的奥瑞纳人在这里留下象征生育的母神雕塑后，继续迁徙到法国和西班牙去绘制洞穴壁画。躁动不安的凯尔特人沿多瑙河而上，在树木繁茂的悬崖边建立了定居点。后来的罗马人，将之称为文多博纳。
着名的五贤帝之一，战士皇帝马可-奥勒留亲自守卫这座堡垒里丰饶的葡萄园，击退了马科曼尼人的进攻。他将城墙建得更高，以抵御匈人、哥特人和阿勒曼尼人。
很快，它就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境，对抗斯拉夫地区的入侵者，和呼啸掠过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骑兵。随着驻军的增加，这座不断壮大的城堡被冠以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维也纳。
换句话说，这座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是包容与排外的结合体。一边接纳新生文化，一边对抗异端势力。而在这张标注着敌友关系的光谱上，犹太人，被放在了一个微妙而尴尬的位置。
维也纳近郊的一座儿童坟墓里，曾出土过一个誊写着犹太祈祷文的金色卷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是我们的神！主是独一的！”——这份卷轴的出土，可以将犹太人在维也纳地区的存在推回到公元三世纪。也就是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应该是罗马奥地利的共同创始人。
但随着基督教取代多神教，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与犹太公民的关系也变得反复无常。他们被接纳，随后又被驱逐。被允许以商人的身份返回城市，但不允许在城堡内拥有房屋。如果犹太人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变得过于成功，任何偶发的瘟疫、干旱、战争和饥荒等不幸，都会让原本和平的邻居，变成红着眼要杀光所有犹太人的革命者。
犹太人被称作是杀害基督的人，是剥削正直基督徒的放高利贷者。而当他们逃离时，则又会被讥讽为无能的流浪者。
这一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直到进入十八世纪末期，凭借着他们在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对挥霍无度的男爵、伯爵甚至王子的财政救助，犹太人渐渐赢得了贵族的认可，甚至间或有之的荣誉头衔。
1814年，参加拿破仑战争之后，旨在重新分配列强利益的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们，纷纷涌进犹太贵族范妮-冯-阿恩斯坦举办的盛大沙龙。威灵顿公爵、塔列朗亲王、普鲁士首相，还有施莱格尔等政商文化领域的巨擘，皆不约而同地随着由多瑙河船夫引入首都的，奥地利的山地求爱音乐翩翩起舞。
当时的维也纳人，为这种音乐催生的舞蹈起了个名字，叫做华尔兹。
这场史上最成功的华尔兹舞会，标志着犹太人正式走上了欧洲的主流舞台。1848年，维也纳进行了犹太解放改革，约200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获得了自由置业和迁徙的权限。加利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开始向帝国首都进发，以追寻更无拘无束的生活。
拆掉城墙，拿起工业化大锤的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频频向这些犹太巨贾示好，请他们为铁路和工厂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回报，王朝会赠予他们象征荣耀和地位的贵族头衔。罗斯柴尔德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谢伊家族，积极融入这个国家，成为维也纳的“第二阶层”，即传统天主教贵族之外的新晋贵族和实业家。
1860年至1900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6000人暴增至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和马勒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挤满了首都的歌剧院、戏剧院和高等学校。犹太人口只占维也纳总人口的10%，但在高等学校里这一数据却是30%。犹太人积极学习新近开设的科学与医学专业，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艺术家、政治家与其他知识分子。
正如记者斯特凡-茨维格所说的那样，到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点时刻，“无论谁希望在维也纳有所作为，都必须依赖犹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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