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事疏是“固邦本”。
所谓“邦本”，是指人民生活是否安定，社会秩序是否稳定而言。
管仲就说过：“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代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都强调，“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人本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粹之一。许多卓越的政治人物都极力要把国家、君主和人民的相互关系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保持较为稳妥的平衡。
大量的历史教训也提出，“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在芸芸众生的心目中，其实都有一把分寸清晰的尺度，都有着自己的善恶标准，对于苛暴贪虐政治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旦民不聊生，就能够爆发出无坚不摧的反抗力量。多少次暴君授首，多少顶皇冠落地，都不过起于斩木伐竿的嗤嗤黎民。故此，“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亦正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总是标榜“惠康小民”，“爱民如伤”，呼吁君主要敛民有节，使民有度，总企图缓解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惜为此在统治体制内部，以及方法手段各方面，一再进行自我调整。
张居正就是明代中期这一类型政治家最卓越的代表。他大声疾呼：“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
在这里，张居正将邦本之是否巩固，主要放在财政经济和民生方面。
因为皇帝挟无上的权威，用国家名义向人民征调的赋役是否适度，人民是否难胜负荷，负担是否均平，征收来的钱粮财富的分配和使用是否合理，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状况、社会的稳定程度和君民关系，直接关系到统治阶层的安危。
在“固邦本”一议中，张居正首先对当前财政状况的严峻困窘，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希望引起隆庆皇帝的警惕和关切。
事实上，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状况即直线下滑，统治阶层的贪婪欲求日炽，而在征、解、收、纳、用各个环节俱是腐败日增，人民负担沉重和赋役不均，久已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
“成化以前，民间自两税马草以外，不过岁给官师厮役而已。弘治以后，中外坐派岁增十倍。凡吏于其上者，率货视其下，公私之所求，眈眈然鸟鸢之攫肉，必获乃已。奈之何不贫且逃也。于是丁不足以出差，而地于是乎加赋矣。矧地赋力差，豪民巧为规避，与老书黠吏反复相勾，甚或隐射飞寄，不可栉槈。”
这样的恶性循环，到正德、嘉靖以后，为应各种额外开支，更是开动全副国家机器，驱使各级衙门官吏以百端征派，竭泽而鱼。
当时，“长吏考课，唯问钱粮”，“有司惟以催科为殿最，其余不过虚应故事”。
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只好鬻妻卖子，转徙于沟壑。“今民贫吏慢，而催征之令太数。
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及至隆庆嗣位，相继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宣布蠲恤诸事，确曾在朝野间掀发起一时性的兴奋，期望新君行新政，能够崇俭戒奢，节用安民。
但是，《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墨迹未干，这位新皇上却“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敕取金宝，增加织造，“内批”严旨不断，甚至专门派遣御史，分赴全国以“清库”，“欲罄天下库藏输内府以济旦夕之用”。
居正《陈六事疏》的末一议为“饬武备”。“饬武备”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数十年来北虏南倭的周期性侵扰，久已严重地威胁到明皇朝的安全，不但沿海和边陲人民生计受到摧残，而且蒙古俺答所部不止一次挥军直迫京畿，明朝被迫宣布首都戒严，文武勋贵甚至有弃职离家而逃窜者。人心惶惶，闻虏色变。
在“饬武备”一议中，居正既强调边防形势的严峻，更突出指明，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内部，在于畏敌怯战、苟且偷安、荒嬉自欺的心理。正是这种失败情绪，导致夸大敌焰，未战先溃的后果。
所谓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等，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改革整顿加以改观的，是有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力挫来侵之敌，解除来自北虏百年威胁的。
他认为，加强国防力量的关键，首先在于痛惩腐败，肃清长期以来存在于军事系统的诸多积弊。
例如，各级将官都吃空额，按籍有名，营伍无兵；精壮逃没，疲弱充数；临时乌合，绝无训练；军费半入私囊，战斗之士几成饿殍；城堡失修，防御怠废，致虏骑得以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而又军令不明，指挥不专，责任不清；狡黠退缩之将，对敌以追呼迎送为能事，任其饱掠然后告捷；敢死悍战之士，纵然勇烈捐躯，殁于战阵，但却被横加浪战失机的罪名，祸延妻孥，俱戍解极边，等等。
因此，居正强调，边事仍有可为，但必须彻底改变上述的陈规陋习和腐败风气，致力于充实营伍，选将练兵，伸张将权，集中财力，严肃军令，才有可能开拓出不患无兵，不患无财，不患无将的局面，才能营造出士饱马腾、人思奋战的气势，才有可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处境，转为攻守自如，正确料敌，有效御敌，有力歼敌的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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